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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亮:时代转型与劳动美学

来源:文艺报 | 余亮  2019年05月01日11:53

1949年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,以工农联盟为基础,重视创造发扬以工农为主体的文化事业,鼓励工人写作、鼓励知识分子书写工业生活便是其中重要一环。十七年阶段涌现出胡万春、费礼文等一批优秀工人作家和艾芜这样书写工厂生活的专业作家。“文革”中断了这个实验,但是工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依然极高。改革开放之后,随着市场经济兴起,工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有所下降。今天的主流文学写作与工厂、工人的关系似乎逐渐淡去,然而通过文学社会学的方法,包括仔细梳理民间文学资料以及田野调查工作,能够重新发现上世纪70年代末转型时期文学与工厂、工人的有趣联系。

以作家严歌苓的家庭为例,她的父亲肖马作为革命干部和知名作家,在上世纪60年代按照上级改造知识分子的要求,被下放到安徽马鞍山钢铁厂,举家迁往马鞍山。知名作家吕宕、张弦、曹玉模等,当时也被下放到马钢参加基层劳动。梁剑华、曹致佐、陶继森、余华平等工人作者均回忆自己受到过肖马的影响。梁剑华最喜欢的工业题材作品出自肖马的短篇小说集《哨音》(1965年出版)。

20世纪70年代,“文革”走到末途,文学开始复苏。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,《马钢工人》报值得重点提及。《马钢工人》报作为马钢公司机关报,以刊发新闻和宣传稿件为主,也会刊载工人文艺作品。1966年停刊,1974年复刊,更名为《马钢简报》。在1974年12月27日的《马钢简报》第四版,整版刊发了一篇叫作《老倔头》的文章,作者是严歌平,正是严歌苓的哥哥。

这其实是一篇小说,不过很谨慎地标识为“人物速写”。文章生动描写了一位极度节约耗材的老工人。他掌管材料仓库,却喜欢满车间收集“废料”,再清洗翻新。一位工人来要钢筋,他给了几根旧的。对方不开心,他拿油一擦,焕然一新,令对方很佩服。他节约到几乎苛刻,看见地上有油滴,就一路跟踪,终于找到了漏油“元凶”——一个青年工人的油桶有个小破洞。文章结尾,老倔头批评对方说:“桶上的漏洞小,你思想上的漏洞可不小呢。”这句话升华了主题,符合当时“狠斗私心一闪念”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。但是细读全文,却不太符合当时的文学主流。全文的兴趣都放在人物细节描写上,恢复的是十七年经典文学“典型人物典型生活”的传统,而不是“文革”期间的高大全风格和路线斗争主旨。全文充满欢乐,例如开篇作者作为通讯员,居然冒充新来的工人学徒获得老倔头的信任。

bbin真人 不妨对比一下。1974年,马鞍山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织一批工人作者进行创作,结集出版了一本小说集《火焰》。严歌平也在《火焰》上发表了小说《老顶头》,同样通过细节描画一位爱护集体财物的老工人,但全篇按照路线斗争的线索来组织,描写某中学革委会委员、传达室的敲钟人丁老头与校革委会主任、主抓教育的赵主任之间的矛盾冲突,反映教育路线的斗争。然而在现实中,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要亲密得多。钳工出身的工人作者罗瑞民也回忆,严歌平曾用胡万春小说里的细节描写来告诉自己怎么写小说,胡万春注重细节写实的风格对他具有潜在影响力。在《老倔头》里,严歌平放下刻意的路线斗争意识,行文轻松自在,人物形象跃然纸上,劳动也成为一种自在、自觉,具有生活气息的事物。

在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,劳动具有特别的抒情功能。电影《李双双》就是典型范本,青春、爱情、民族情感等都在劳动中体现和升华。马钢焦化厂测量工詹正香回忆:喜欢张弦的《记忆》,“看见焦炭取样工,敲焦炭,朝霞出来,很感动,这就是我炼的好焦炭,上焦炉如上火焰山。”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,要求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,用劳动实践改造意识,在这个意义上,“学工学农”本身意旨并无问题。但是“文革”的激进化和机械化扭曲了这条道路,作品观念先行,人物形象脸谱化,甚至刻意强调工人“老大粗”形象,造成负面效果。《老倔头》恢复了对人物典型的塑造热情,搁置路线斗争,文字如行云流水。类似的作品在70年代末还有很多,接续十七年传统,把工人及其劳动者纳入审美对象。

bbin真人 改革开放之后,文学写作中的工人作者逐渐退场。工人与劳动的光彩很少再被作为审美对象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今天,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规模第一的大国,并全力攀登工业升级高峰,工人及其劳动获得新的重视,严肃文学如何反映劳动并产生能动作用,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